徐灵胎《医学源流论之用药如用兵篇》

 

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而毒药则以之攻邪。

中国人自古吃五谷杂粮，五谷（粳米、小米、小麦、大豆、黄黍）是主食和营养，五果（桃、李、杏、栗、枣）作为辅助，五畜（牛、羊、猪、鸡、犬）用来补益，五菜（葵、藿、薤、葱、韭）用来充养，毒药则是用来攻邪的（毒：主要是指偏性）。

为什么中国人要讲究饮食平衡？因为任何食物，过则为偏，人就不正了。所谓食疗，就是用食物之偏气把人扶正。邪气过盛，则以毒药攻之，目的还是以偏纠偏，把人扶正。

故虽甘草、人参，误用致害，皆毒药之类也。古人好服食者，必生奇疾，犹之好战胜者，必有奇殃。

所以纵然甘草和人参这样的补益之药，用错了一样致害，因为都是毒药。找到了偏性所在，以毒攻之则以偏纠偏，若找不到偏性所在，乱用毒药，则偏上加偏，小病变大病。

那些不问身体几何，乱服人参等补药之人，必生奇疾，就像好斗好战之人，必不可长久。

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，不得已而后兴；药之设也以攻疾，亦不得已而后用，其道同也。故病之为患也，小则耗精，大能伤命，隐然一敌国也。

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无暴不用兵，无疾不用药。用药如用兵，其道一也。小病耗精，大病伤命，疾病就是一己之身的大敌。

以草木偏性，攻脏腑之偏胜，必能知彼知己，多方以制之，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。

上兵伐谋，上医治神。药不可轻用犹如兵不可轻发。到了不得不发之时，必先知己知彼，谋万全之策，方能攻之必克。

是故传经之邪，而先夺其未至，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；横暴之疾，而急保其未病，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；挟宿食而病者，先除其食，则敌之资粮已焚；合旧疾而发者，必防其并，则敌之内应既绝。

通过经络传变的病邪，先夺其未侵袭之地，这是断敌必经之道，防其扩散。来势凶猛的疾病，先保其未病之重镇，守住我方险要之地，迫不得已时舍车保帅，断臂求生。脾胃运化失常而患食积之症者，先去其积食，这是焚敌之粮草。对并合旧疾而发作的病，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，这是断敌之内应。

 

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，此之谓向导之师。

庸医无法辩明病邪在何经何络，只能全面撒网，多射箭，此谓泛用之药。病邪或可被压制，但人之正气也被损耗。就像放疗、化疗，都是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的不入流之下下策。

良医辩明经络，便无需泛用之药，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，此谓向导之师。现在的一些庸医动不动就开二三十味药的方子，更有邪门儿的，能开出九十几味药，认为多射箭，总能把病邪射中的，实是害人不浅。

其实我们看经方就能知道，很少有十味药以上的经方，君臣佐使，五到八味药足矣。兵不在多，而在于精良，药不在多，而在于对症，否则只是乌合之众罢了。

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，此之谓行间之术。

寒病热治，热病寒治，就好比分化离间之术。如受寒感冒，便用药使人发热排汗，将寒气排出。

一病而分治之，则用寡可以胜众，使前后不相救，而势自衰。

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，对待敌人不用讲什么仁义道德，唯一目的就是消灭敌人。疾病过于强盛，则避其锋芒，分而治之，各个击破，此谓以寡胜众。

数病而合治之，则并力捣其中坚，使离散无所统，而众悉溃。

数病齐发，则应抓住主要矛盾，集中药力摧毁其主要病邪，则虾兵蟹将没有了统帅，自然溃败，此谓擒贼先擒王。

病方进，则不治其太甚，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；病方衰，则必究其所之，更益精锐，所以捣其穴。 

病邪正盛，则不宜急于应战，而应固守本元，以守为攻，以退为进，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。

病邪衰退，则应究其根本，穷其所源，增加兵力，直捣黄龙。此谓治病必求其本，必除其根。

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追，圣人用兵如此，用药亦当如此。

若夫虚邪之体，攻不可过，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，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；实邪之伤攻不可缓，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，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也。

若病人已经相当虚弱，则攻治不可迅猛，应以平和之药为主，猛烈之药为辅，就好像国家已经疲弊不堪，民不聊生，此非用兵之时，应以休养生息为主。

对于邪气伤身而正气尚实之人，攻治不可轻缓，应以猛烈之药为主，平和之药为辅。国富民强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。

 

然而选材必当，器械必良，克期不愆，布阵有方，此又不可更仆数也。孙武子十三篇，治病之法尽之矣。

然而打仗是劳民伤财之事，就算是富强之国，用兵也当谨慎，药材必须道地，器具必须精良，时机不可延误，组方必须恰当，非三言两语可穷尽，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可以说是将用兵治病之法讲透了。

 

用药用兵，治身治国，其道一也。